写下这个题目，连我自己都觉得害羞，现在哪是什么纯情年代啊，这分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滥情年代，爱情已经势利且贬值得一塌糊涂。好在我说的不是眼下的事情。

有这么一个人，参加了一个导演的新电影讨论会，其实这电影他已经看过十遍。

在讨论会上，他只对两个镜头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就使得女导演知道他对这部电影已经了如指掌，便对他说：“您说得对。”他很激动，然后请她签名，她也签了。这实在太平常了，她为无数人签过名。

他得寸进尺地表示想通过出版商给她写信，哪知道她一向很豪爽，很简洁地说了句“不如寄到我家吧”，然后随手给了他地址。

后来就是一个漫长的写信过程，只有写信，没有回信。因为她很忙，她也不屑回信，她一向特立独行。

有时候他的信很短，短到像一张便条。因为没有回信，他便想象着她会读他的信，这个在假想中成立的信念支撑着他一直做下去。在信中，他告诉她：他爱上她了。开始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表达，她哈哈大笑，在她看来，他简直笨透了。

他的信依然在写，几乎每天都写。终于影响到了她，她把他写进自己的书里，这个陌生的人。“我是在等待黑头发的年轻水手时给你写的信，我想他想得浑身发抖，所以爱你。”这是她在作品里的表述，尽管跳跃，但很直接。跳跃和直接一直是她的风格。

这些他都不知道，他也根本不管这些，继续写着他的信，他甚至不知道如此这般要持续多久。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愿意。

差点忘记说了，她有酗酒的坏习惯，酒精和香烟是她创作的源泉，也几乎毁了她的后半生。本来她对这种既不相见也不回信的又含糊又隐约的联系方式十分满意，在她看来，这是一场妙不可言的暧昧。可是当他的来信突然中断时，孤独使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她要写封信给他，向他倾诉酒精与医院给她带来的地狱般的痛苦。

这几乎算是求救。她只说了一句话，他就宣布他要来了。

这使她紧张和害羞。面对他的执着，她终于松口了，“那么... ...来吧，带瓶红酒来。”而此刻，距离他写第一封信已经整七年。他撑着一把中国的黑伞，在街头买了瓶劣质红酒，按响了她的门铃，开了门是一个热烈的拥抱，然后相互凝视，微笑在彼此的嘴角绽开，像刚饮了一杯温暖的波尔多红酒，亲切得仿佛久别重逢。

这一年，她66岁，他28岁。

现在你知道了，我说的是杜拉斯和扬恩安德列。当他们携手在塞纳河畔出现时，似乎整个巴黎都不看好他们，讥讽和攻击此起彼伏，有很多人等着看他们的笑话，等着他们出丑，以打量杜拉斯放纵的前半生的眼光等着看她的不可收拾。

不幸的是他们失望了，杜拉斯挽着扬恩的手安然走完了后半生。尽管他们有争吵甚至发生过小型的撕打，但最终仍是不离不弃。

翻看杜拉斯的创作年表，近一半的作品是在扬恩走进她的生活之后完成的，其中包含最著名的小说《情人》和在我看来简直是经典的随笔集《物质生活》。
　　
一个木讷淳朴的老师爱上了他的学生，老师来自乡下，不敢面对面地表达，于是就给自己爱上的这个女生写信，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也或因缺乏经验，信中有些措辞使女学生无法接受，终于闹到校长那里，校长很开明，觉得他们很般配，劝女生同意，还说可以帮他们做媒。这样的校长、这样的态度，气得美丽的小女生哭笑不得。

后来校长终于成功地牵了线，老师继续写着他的信，一直写了三年零九个月，终于使这个乡下人喝到了那杯朝思暮想的甜酒。

现在你也知道了，那个老师叫沈从文，美丽的女生是张兆和，而校长就是崇尚自由和民主的胡适之先生。

有一次，沈从文几乎是哭着赶到林徽因家，说张兆和到苏州娘家去了，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但得不到回应。这段逸事似乎不该发生在写出了《边城》这样极美文字的人身上，它好像显得太粘乎了。

但事实是沈从文的内心本来就是十分敏感且细腻的。我们现在读他们的情书集《湘行书简》，会发现纯真的爱情简直无处不在，“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倘若你这时见了我，你就会明白我如何温柔！... ...我要说的话不想让烛光听到，我想吹熄了这支蜡烛，在暗中向空虚去说。”

温柔的情话乃至热烈的耳语，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简直泛滥到可论斤两买卖的地步，纯真的爱情却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但读这样的信，依然能让我们感到温暖，即便心如坚冰，一样会为之融化，我相信。

“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使用这生命而不使他归于无用才好。一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碎的外事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的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面具都不适合……”张兆和对沈从文这样说。你应该看得出来，这样的爱情坚韧而毫不势利，这样的爱情同样坚不可摧。

我喜欢读到这样的爱情，它常常触动我内心逐渐荒芜的那根神经。